张国焘在党内的资格是很老的，地位也很高。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五四学生运动众多领袖出国留学热潮中，他是有机会到美国深造的，但是，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他本人后来解释说：留在国内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途径。
他的这个想法，和同样拒绝留洋的毛主席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
留在国内的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甚密，所受教益甚多，他称陈独秀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称李大钊是他“精神家园的导师”。
因为李大钊，张国焘有机会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他精通英语，熟悉俄语，能够自如地与各国代表交谈。
毛主席擅长领导农民活动，张国焘则擅长领导工人运动，他领导过包括北京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
和毛主席一样，张国焘也是党的一大代表，和毛主席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在一大上，张国焘担任了会议主持人。会后，成立了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
这之后，张国焘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一直处在党中央核心地位。
但是，在1938年的清明节，张国焘却借祭扫黄帝之机，上演出了倒尽天下人胃口的叛逃事件。
张国焘为什么要走出这样一脚臭棋呢？
张国焘当时发表了一则冠冕堂皇的声明，胡说什么“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又说什么“祭礼显有激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一篇官样文章，绝对不是什么真心话。
因此，有人猜测，张国焘叛逃，是因为他是个野心家，他参加革命只是一个政治投机，甚至说他叛逃的思想根源是来自他的封建官僚家庭成分，出逃是他反动本质的自然反应。
当时负责接洽张国焘投奔国民党的，是国民政府特派主祭黄帝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里记载有蒋鼎文的回忆，他说：“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
即按照蒋鼎文的说法，张国焘叛逃，那是为了自救——如果他不叛逃，将有性命之虞、灭顶之灾。
那么，是谁对张国焘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呢？
张国焘虽然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南下北上”之争中犯下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重大错误，但在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也只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断没上升到剥夺其生命权利的层次。
曾担任了张国焘八年警卫员的何福圣晚年著作有回忆录，他说，张国焘只是犯了错误的党的领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领导人，党的文件，连毛主席的讲话里，也仍然称他为“国焘同志”。
何福圣还特别指出：那时候党的高层领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思想认识上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相互拍桌子，可只是对事不对人。等事情一过，彼此依然亲密无间，个个都是那么宽宏大量。
何福圣还讲述了张国焘叛逃之前的一件小事：那是一个周末，鲁艺文工团到边区政府举行文艺晚会，大家像过节一样的高兴。毛主席个子高大，他又和个子同样高大的张主席肩并肩地排坐在前面专门为他俩安的椅子上。坐在后面的机关同志和附近学校来的学员们的视线被挡住了，就大声呼喊：“毛主席，张主席，你们挡住我们的视线了，我们看不到台上的表演了。”毛主席听见了，马上站起来，笑嗬嗬地向后面的人招招手，示意对不起，然后把座椅交旁边的同志传出去，直接坐在了地上。张主席见毛主席坐在地上，他也坐下了，两人席地而坐，有讲有笑，一直到晚会结束。
种种迹象表明，张国焘原本是在安心当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国焘叛逃的呢？
何福圣一语道破天机：是王明给吓的。
这里，来说一下王明其人。
王明原名陈绍禹，自小就是个神童级别的人物，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6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20岁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
不过，王明的心术不正。
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听说武汉党组织在精选一批骨干留学苏联，立时坐不住了，二话不说，找负责人吴德峰软磨硬泡，死活要去。
他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愿望呢？
说白了，就是奔着“骨干”二字去的。
在请求遭拒后，他耍起流氓，声称如果不安排他加入这份“骨干”，他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告密，大家一块玩完。
为了息事宁人，吴德峰只好在名单上写下了“陈绍禹”的名字，让他和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人一同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成了王明一生的发迹点。
在苏联，王明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劲，不到三个月就学会了俄语，背熟了许多书本理论。
但是，王明并不是专门读书背书的书呆子，他会玩拉帮结派的小伎俩，会耍党同伐异的小手段，明一套，暗一套，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
为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饱受他的摆布和打击，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团籍、学籍，甚至被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还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包括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王明最拿手的本事还是善于阿谀逢迎，投其所好。
他把他这个“绝技”用在拍马溜须、讨好上级、泡妞撩妹之上，无往而不利。
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被他拍得晕晕乎乎，让他充当了私人翻译，带他出席了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让他在会上出尽风头，并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王明后来还成为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翻译，从中攫取到了人生中巨大的政治资本。
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安徽美女孟庆树，也中了王明的招，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身高不足1.5米的王明。
王明有一个大污点——他在1929年秋回国工作，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曾被特务抓住。为了保命，他毫无节操地说出了秘密机关住址，让该特务前往取款。
就是这么一个毫无节操的人，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在米夫的力挺下，被选入中央政治局，随后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举跃而为中央最高领导。
王明主持了中央工作，就狐假虎威，拿鸡毛当令箭，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治纲领，不断加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敌人疯狂搜捕中央要员。
王明魂飞魄散，躲进一个尼姑庵内，龟缩不出。偶一探头，也要有四名特科人员前呼后拥进行保卫。
尼姑庵里的生活太枯燥，他就私自动用了大量党内经费包下一层疗养院避祸。
后来感到不安全，就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于这年10月离开了上海，而让自己的亲信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必须要说明的是，在这段时间内，王明并没有停止推行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一个又一个电报地连续发给中央苏区，折腾不已。
其中，在9月1日，他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主席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诬蔑毛主席：“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王明的这些动作，直接导致毛主席在11月1日至5日的“赣南会议”上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王明在苏联呆了六年，1937年11月底，他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
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冒雪到机场迎接，毛主席充满热情地致欢迎词。
王明却有些不阴不阳地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应当欢迎的是你。”
回延安，席未暇暖，王明就迫不及待地在地凰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史称的“十二月会议。
在会上，他突如其来地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有意孤立毛主席。
袁溥之后来回忆说：“当时，王明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经常口若悬河、哗众取宠作报告。”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毛主席压抑得很，除了去抗大讲课，基本上都窝在自己的窑洞里。
主席曾自嘲说：“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张国焘对王明也没有好感。
早在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曾吃尽王明的苦头。
王明看不惯张国焘，在连接好几次风潮中对张国焘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最终，张国焘被排挤回国，后来去了鄂豫皖苏区，经过多年征战，才到了延安。
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写：“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他当时没想到，王明很快就把这把尚方宝剑指向了他。
何福圣在回忆录中写：1938春节前夕，王明突然带着警卫员来会张国焘，咬定张国焘“有托派在暗中作怪的重要问题”，还正告张国焘，说张国焘之前的副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托派分子，被他在路经迪化时，让邓发把他们抓起来了，经审讯后都枪毙了。
看着目瞪口呆的张国焘，王明一字一句地说：“对托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有半分的同情。”
何福圣说，显然，是王明的话刺激到了张国焘，从而促使张国焘起了叛逃之意。
